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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小说和电影《红岩》中，有三位反派角色深深地刻画在观众的心中，他们分别是徐鹏飞、沈养斋和严醉。这三人并非虚构人物，而是有真实历史原型的：徐鹏飞的原型是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区长徐远举，沈养斋则是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兼少将督察主任周养浩，而严醉则对应的是保密局西南特区云南站少将站长、后来的中将游击司令沈醉。
这三位反派在《红岩》中的另一个共同名字叫做“军统三剑客”，他们的命运在云南起义时发生了巨大的转折。起初，他们被一同捕获并关押在昆明的钱局街陆军监狱。当时，他们彼此之间充满了悲伤，眼中常有泪水，但过了一段时间后，情绪渐渐转变，三人互相庆祝：“大难不死，终于团圆。”显然，这一切并非杜撰的小说情节，而是沈醉在回忆录中亲自描述的：他提到，一年后，他们三人被从昆明押解至重庆，而关押他们的地方，正是曾经关押并屠杀革命人士的白公馆。沈醉感慨地写道：“历史真是如此无情吗？不！这是公正！”
展开剩余77%这三位将军级别的特务最初互相安慰，沉默中保持坚韧的态度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徐远举和周养浩逐渐发现自己是被沈醉“留下来交出去”的，气氛马上发生了转变。徐远举开始冷嘲热讽，周养浩则一度愤怒至极，抡起板凳想要动手，如果不是宋希濂及时制止，沈醉或许早就无缘写下那本有历史价值的回忆录。周养浩以“书生杀手”著称，他那板凳可不是用来开玩笑的。
三人被捕后，他们一同度过了十多年的时光。岁月冲淡了他们的仇恨，但并未改变他们的性格：徐远举依旧暴躁，周养浩依然机智狡猾，而沈醉的性格则更为复杂，不便妄加评论。后来，沈醉恢复了起义将领的身份，并写下了大量极具史料价值的回忆录。文章中提到的所有黑体字，均出自沈醉的亲笔。
“性格决定命运”这句话在“军统三剑客”身上可谓是再合适不过了。1960年11月28日，沈醉在羁押十年后被第二批特赦；周养浩则等到了1975年3月19日，才与黄维、文强等人一同获得释放。而暴躁的徐远举则没能等到特赦的那一天，他在1973年1月22日因暴怒过度，突发血管破裂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
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中，有两个非常聪明的人，其中之一便是曾任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、山东省保安司令的王耀武，另一个便是沈醉。很多资料都提到沈醉是军统少将，但这其实不太准确。沈醉被捕前，已经获得了老蒋的任命状，晋升为中将，并被委任为云南区专员公署主任兼总司令。他一直自称少将，原因是很多少将和校官未必会被当作战犯处理，直接释放或去军校教书，而中将和上将则往往成为战犯的目标。
沈醉人如其名，能够审时度势，善于装醉或醒来，他在不同的环境中总能巧妙应对。1956年，沈醉与其他高级战犯被汇聚到功德林，他迅速适应了这里的生活，凭借高超的交际手段，结交了许多人。黄维对他深感佩服，王陵基、杜聿明、王耀武等人都与他无话不谈。甚至当宋希濂被特赦后，他还送了四包糖果，其中一包就是送给沈醉的。
沈醉文笔犀利，写下的资料极为生动，曾一度被认为是第一批获得特赦的人选。然而，当第一批特赦名单公布时，沈醉却并未在列。尽管他心中有些失落和愤懑，但他并未因此放弃，而是继续埋头写作和改造。终于，在1960年11月28日，沈醉如愿出现在第二批特赦名单中。
当沈醉被特赦的那一天，他的老朋友徐远举激动地代表未获特赦的人发言。这一幕令沈醉倍感欣慰，因为在第一批特赦时，正是庞镜塘代表未获特赦者发言。会后，沈醉与徐远举激动拥抱：“他祝贺我获得新生，我预祝他在第三批能够获得特赦。”然而，第三批特赦名单上并未出现徐远举的名字，这让他的失望情绪再次爆发。
第三批特赦名单上唯一的特务是保密局经理处少将郭旭，他与徐远举有很大区别。徐远举虽然脾气暴躁、情绪化，但始终保持着一定的底线，从未写过诬陷他人的材料。虽然他原本可能早些被特赦，但由于1966年后特赦政策停止，他的希望渐渐破灭。
在特赦无望的情况下，徐远举变得更加暴躁，最终在1973年1月21日因一次冲突猝死。沈醉对徐远举的死亡表示遗憾，但并未对周养浩的结局发表任何言论。这是因为周养浩实在太过阴险狡诈，他在1975年被特赦的事实让人感觉有些太过轻松——他根本没有真正改变，也没有对过去的罪恶进行深刻反思。
1949年，徐远举被捕时惊慌失措，而周养浩却在想着如何对沈醉进行报复。经过多年，周养浩最终在1975年被特赦，并顺利获得了想去的地方。然而，老蒋已垂死，毛人凤也早已不再有影响力，周养浩的复出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，最终他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之外。
从此，周养浩成为了一个失去话语权的“过客”，沈醉的晚年则充满了温馨和满足。沈醉不仅恢复了起义将领的身份，还享受到了副部级的待遇，直到他去世。他的晚年与徐远举和周养浩的悲惨结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真可谓“性格决定命运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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